“有钱投不出，有门进不去，有事不给办。”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急需激发市场活力的当前，一些有能力、想干事的民营企业却被挡在门外。政策“最后一公里”卡在哪里？正在进行的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专项督查中，华森制药集团董事长游洪涛“吐槽”了投资中的3段“遭遇”。
“有钱花不掉”
游洪涛说，公司去年与江苏1家药厂达成购买协议，想把16个冻干粉针药品批准文号生产技术转移到重庆生产。8000多万元的价格谈好了，首付款也给了，但在办理批件转移的过程中，当地政府部门就是不愿放行。“按照有关规定，药品批准文号转让必须由转出地盖章。可当地说，‘来投资可以，把东西拿走不行’。来回拖了近1年，最后由重庆市政府出面协调才予以解决。”
在游洪涛看来，前几年食药监、发改委等多部委专门下发通知，放开了药品技术转让的限制，是鼓励医药企业兼并重组，盘活存量，受到医药行业的热烈欢迎。但具体到政策实施上，却出了问题。“重庆有20几个民营制药厂都签了外地购买药品批文的协议，最后只有我家真正干成了。这就是典型的‘玻璃门’，看起来很美，其实根本进不去。”游洪涛感慨地说。
“有钱投不出”
“不仅是‘玻璃门’，还有‘玻璃瓶’。”游洪涛说，两年前想在西部某省会城市办1家民营医院。合同签了，地也看好了，到国土局办土地使用证的时候，负责同志说办医疗卫生用地要拿建医院的证照许可；等跑到卫生厅办，又被告知要先有土地使用许可。为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问题，搞来搞去拖了半年，最后硬是没弄成。
“两个部门的要求互相‘打架’，企业很为难。”游洪涛两手一摊，很无奈地说，“公立医院是划拨用地，不受影响，民营医院建设就不行，只能租房子搞。这就像苍蝇关在玻璃瓶里头，看着外面前途美好，却飞不出去。”
游洪涛回忆说，自己从1家公立医院的副院长“下海”成了1个“药老板”，多年来一直深受中央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鼓舞，但仍期盼隐形门槛再少一些，政策落实再好一些，让企业有更强的获得感。
“有钱拿不到”
花钱难，借钱就更难了。游洪涛举例说，去年投资新建一个药品生产基地，正发愁资金时，得知两家政策性银行设立了专项建设基金，期限长达10年以上、年化利息才1.2％，于是赶紧通过发改部门申报。好不容易批了3000万元，和政策性银行一谈，问题就来了。
“对方提出，必须由地方政府为我们提供担保，我们再用厂房进行反担保；此外，资金要以股权的方式进入，按照1亿元注册资本算，应占项目10％的股份。”游洪涛掰着手指说，公司马上准备上市，如果不算溢价，不仅股本不对等，对其他投资者也不公平，将来银行不退出怎么办？
想来想去，游洪涛放弃了。他想不通的是，正因为抵押物不足，一些新兴产业项目才难以获得商业银行贷款。现在由中央贴息设立了政策性的专项基金，为什么还要求用房产抵押？地方政府怎么能为企业经营成败“兜底”？银行入股国有企业问题不大，但民营企业就很难操作；落到收益不那么明确的项目，银行又让民营企业花钱再找一家国有平台公司代持股份，企业降成本如何得以实现？
“公平制定政策、公平予以实施，才能激发更多民间投资积极性。”游洪涛说。
